《伟大的转折》热播,它用三个“真实”征服了观众

  在建国70周年来临之际,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制作的38集电视剧《伟大的转折》在央视一套热播,掀起了全民族回顾那段红色革命之旅的热潮。

  《伟大的转折》讲的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5月期间,中央红军遭受湘江战役巨大损失后,领导层“三人团”陷入信任危机,迫于压力不得不反思总结失败的原因。在遵义会议上,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,由此改变了中央红军、中国革命乃至中国人民的命运,迎来历史性转折。他创造了“四渡赤水”的天才战例,最终粉碎了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,开辟了北上长征的道路,打开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。

  我一口气追了20集,感觉这部主旋律电视剧艺术水准非常高,可以用三个“真实”来概括。

  我方内部政治斗争的真实

  在1934年12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夕,博古(秦邦宪)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地位将会被取代,他的政治敏感性很差,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为会议所做的准备,只是从军事层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教训。但是毛泽东要从根本上扭转中央红军的现状,为此,他还和洛甫(张闻天)、王稼祥做了沟通,准备了斗争策略。

  在洛甫、王稼祥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彭德怀等人看来,遵义会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,不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,而是要把军事会议开成政治会议,调整最高军事决策层,即让毛泽东获得军事指挥权。

  到了会议上,博古说了一大堆客观原因,无非就是两点。一是我方指战员不落实共产国际的指导,中央苏区反蒋配合不力,后勤保障跟不上等;二是国民党军力量过于强大,武器先进,人数众多,前有堵截,后有追兵,我们焉有不败之理。总之就是一句话:“不是我不行,而是我的猪队友拖累了我,而且敌人太厉害!“呵呵,这个锅甩得好干净啊。

  针对博古的发言,洛甫先进行了批驳。他总结了博古的四大错误:一是过高估计了客观困难,回避了军事指挥上的主观失误;二是领导方式极其恶劣,搞一言堂,打压不同意见,作风不民主;三是对洋顾问李德言听计从,死搬硬套,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;四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和是往敌人的口袋里钻,犯了军事冒险错误。接着毛泽东对博古的错误进行了定性,指出博古存在的问题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、防守时的保守主义、转移时的逃跑主义。最后王家祥给出致命一击,他提议解除博古的总负责人职务及军事指挥权,由毛泽东接任。这一个回合下来,博古被批得眼冒金星,毫无还手之力。

  《伟大的转折》敢于客观呈现红军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,说明编剧很有诚意,这恰好是最大的看点。以往我们一说到政治斗争,好像那是耍阴谋,是见不得人的事情,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。但是为追求真理而进行的政治斗争,不但有必要,而且光明正大。

  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离开政治,没有任何事情能离开政治斗争。记得在《特赦1959》中,杜聿明说:“以前我认为军事就是军事,政治就是政治,现在看来,军事也是政治。比如打枪打炮是军事,联合作战就是政治。“

  敌方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真实

  也许是战争神剧看多了的缘故,在我的印象里是国军不经打,红军很能打。但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战役中央红军就没打赢,这就是有共和国7位元帅、200位将军参战的土城战役。

  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做出战略选择是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。1935年1月19日,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,向西北方向的蓝田坝和大渡口之间的长江沿岸推进,并消灭挡在前面的王家烈的黔军和刘湘的川军。黔军是”双枪兵“,战斗力较弱,可是川军就不一样了,刘湘前前后后打了400多场军阀混战,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,他的旅长郭勋祺更是一代名将,有勇有谋,善打硬仗,土城一战也体现了川军的强大战斗力。

  为了控制赤水渡口,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。毛泽东本来计划利用土城至赤水县城之间的河谷地带伏击郭勋祺,没想到他窥破此计谋,不走河谷,而是迅速爬上青杠坡、永安寺等高地,占据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。红3、5军团在彭德怀和杨尚昆的指挥下,向川军阵地发起攻击,初期还能保持优势,但是川军打得非常顽强,双方形成胶着态势。最可怕地是,红军得到情报是川军只有4个团的兵力,但实际上川军投入战斗的是6个团,还有后续部队不断增援。川军士气旺盛,人员和给养充足,武器装备精良,具有强烈的求胜欲望,尽管死伤惨重,但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,甚至一度快打到红军指挥部所在的”漏风垭“。眼看红军要顶不住了,几个高地已经失守,呈现全线败退之势,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唯一的后备力量——陈赓率领的干部团,并调红2师回援,这才稳住局面。

  经过分析,毛泽东认为继续打下去将打成拉锯战、消耗战,局势越来越危险,而且没有取胜的可能,于是决定撤出战斗。此役,川军损失3000多人,红军的损失基本相当,关键是红军没有达成战役目标,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,因此不得不调整行军方向,二渡赤水,回师遵义。

  土城战役可以这样定位:局部战争胜利,整体战役失败。《伟大的转折》能记录真实的历史,表现出川军作战勇敢、能打硬仗的正面形象,没有矮化和丑化川军,殊为可贵。强大的对手值得尊重,它像烈火一样淬炼红军,锻造红军,衬托出红军的艰辛与不易。

  根据利益选择展示出人性的真实

  一部作品的真实,就在于人性的真实。只有真实的人性,才能让角色的站起来、立得住。我认为要表达人性的真实,主要在于刻画人物的心理,要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性的弱点,增加人物与故事情节的摩擦力。俗话说:“冲突见人性。”平时不显山不露水,而在矛盾冲突中每个人的思想、性格、品质、作为才能暴露无遗,人物的质地才能真实可触。

  《伟大的转折》中主要展示了两个方面的矛盾:一是中央红军内部的矛盾,博古、李德和毛泽东、洛甫、王稼祥围绕军事指挥权展开争夺;二是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,中央军、川军、黔军、滇军等不同派系围绕地盘、军事利益等展开的争夺。在这些矛盾中,可以洞见每个人的心性,不是伟光正的神性一面,而是急躁、嫉妒、自私、排他等世俗的一面。

  土城战役失败后,毛泽东曾自我反思。他说是我心急了,没有正视敌我实力悬殊的现实,没有把情报搞准确,急于用一场胜利来提振红军低落的士气,来证明我的军事指挥能力,从而获得大家的信任,结果把这场仗打成了我最反对的攻坚战、消耗战。这段话说的很肯切,让我们看到了他真实的想法。毛泽东虽然伟大,但也是凡胎肉体,是人就有弱点,有表现欲望,有轻敌冒进,这很正常。

  博古在土城战役失败后,幸灾乐祸地说,毛泽东还不是一样打败仗,他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嘛。这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,即从对手的失败中寻求心理平衡。

  在红军转移到川滇黔边境后,王家烈对部下说, 咱就这点实力,别和红军拼光了,把他们撵出去就行了,咱还要防着点老蒋。云南的龙云想的也是堵住边境,顶多佯装攻击,让红军借道而过。但是蒋介石想的是不但要消灭红军,还要剪除异己,一统江山。每个人的想法都切合自身的现实利益,因利益而作出的选择真实可信。他们把各自的“小算盘”打得啪啪响,这才让红军一再有机可乘。

  历史总是不断重演。金一南将军曾点评湘江战役说,中央红军之所以没有全军覆没,关键在于敌军内部派系林立,互相勾心斗角。桂军白崇禧和湘军何健都担心对抗红军会削弱自身实力,而且红军不存在了,他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这和《三国演义》中关羽捉放曹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  总结:作为正剧,《伟大的转折》既有历史的庄严感,又有现实的厚重感,它坦诚、开放、公正、从容,是后人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回顾过去,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审视过去。正是由于它的客观真实,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,让观众得到精神涵养和思想启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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